范进学：《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之审思与变造》，《法学》2012年第10期，第89—93页），尽管这些研究先于《立法法》的最新修订（2015年3月15日），但其结论仍然能够成立。

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巩固国家统合，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助长地区分离的趋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改革的过程中，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不断发展，本地身份认同（identity）逐渐强化，并且日益政治化。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两个反对团体公民论坛（捷克）和公众反暴力组织（斯洛伐克）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推翻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进入专题： 区域民主化 比较宪法 。宪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契约。很大程度上，普选方案如何制定，如何通过，始终与认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冲突并未因权力分享协议而缓解。

[44]香港的民主进程因为是在较小的地理空间内推行，本身有着走向极端化的危险。相反，如果民主转型时期推行全国性大选，则局面会好一些。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蒋碧昆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法院。[14]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载《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39]总之，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薄弱性是宪法委员会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这些现实情形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当前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禁忌。

这些关于各类法规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被称为法规备案审查制度。[46]有学者断言：尊重个人利益是衡量制度公正的前提。

对于如何制约公权力，社会科学界学者形成了第四个共识——实行民主、法治、宪政。现根据论述的方便，对其简要叙说如下。那么，执政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使命应当是，综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将各种矛盾纳入体制内进行解决，从而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根据学者的研究，对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可进行如下设置：（1）关于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

近世以来的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参见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引言，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第214—215页）。其二，是宪法守护者主要依靠自律的理念。[16] 参见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载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9页。我们不能因为违宪审查是宪法之最高法律效力的标志就幻想立即建立这种制度。

另外，有学者主张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制（参见吴大英、刘瀚主编：《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任务不是建立和实施违宪审查制度，而是发扬并实现充分的民主。

宪法委员会可以从原则上虚置该条款，从而使国务院的职权符合权力有限原则。依申请的审查，涉及基本权利保障的采取诉讼形式，不涉及基本权利保障的不采取诉讼形式。

正常的推论是，当且仅当政治禁忌不复存在之后，宪法监督制度才能正常运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代表性观点一致认为：公平正义的阙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症结，[5]官民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形态，[6]解决之道是约束公权力。我国法治体系中程序立法是薄弱的一环，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另一个方面是，少有的程序法也往往落实不好。有学者认为，行政复议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参见温泽彬：《行政复议与宪法实施的状况与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而只有执政党有了足够的道德自觉之后，才能够打破或废除各种政治禁忌，从而使各种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使宪法委员会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毫无障碍，进而使宪法监督制度的启动和正常运转成为可能。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和正当性：（1）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的共性，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平衡。如史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家强盛的根本是国民的公德心，而个人权利才是道德的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颇广的重义轻利论实质上是一种义务本位论，与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当代政治宣传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现实生活中人权（权利、民权）理念不彰、权利保障虚化的文化原因。其一，是权利发达则国家富强的理念。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大的原因的认识，从船坚炮利深入到朝廷政教，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

但是，实现宪法共识要充分尊重宪法文本。上述分权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制。一个国家如果切实建立和实施了以上基本制度，就是实现了民主。主要的制约方法是，将宪法委员会的权力局限于《宪法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范围，严格其运行的程序，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并通过法定程序追究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违法责任，等等。

二是立法不作为，为民主、法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某些重要法律如行政程序法、阳光政府法、新闻法等，我国目前尚付阙如，在相关领域中行政机关可以任意作为。其三，宪法监督机构进行主动审查。

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状况不佳，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义务本位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作为制度形态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的含义相同（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所以，如何实施宪法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不尊重甚至轻视宪法文本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种职能属于违宪审查，既可主动展开，也可依申请而展开。在我国，潜规则不仅是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5]也是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最流行的行为范式。少数学者认为，过去30多年间，我国改革开放在多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与现行宪法的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因此，现行宪法已经得到了有效实施。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的法规审查备案室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但它自设立以来没有对任何一部法规进行过审查，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自然也从未运行过。

这种积极的态度，至少对应着执政党的决策者们的两种理念。要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需要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

其三，国家权力结构应建立和完善分权与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不受监督而腐败。当国家权力框架与社会发展、权利保障的要求仅仅出现较低程度的不适应，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构时，应对的恰当方式是对国家机构规范的解释而非修改。

补救的办法是，赋予第二类主体以充分的提起监督程序的资格，即：只要第二类主体是宪法权利的受害者、已经穷尽了法律救济且在司法终局裁判之后的法定期间内提起了审查要求，宪法监督程序就必须启动。第二种立足于现实主义立场，主张通过依宪立法、依法行政、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方式来实施宪法，[12]这一主张隐含的前提是，承认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即宪法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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